1987年,我初中毕业辍学回家。两年后,我毅然背起书本和秤杆来到武汉,开始了打工生涯。其后,我卖过菜、当过厨师、摆过书摊、开过餐厅、踩过“麻木”。1998年,我终于通过自学,成为报社的一名记者。不曾想到的是,去年10月,我和我的朋友占才强辞去记者工作,走进乞丐内部,做了40多天的乞丐,并将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部“怪书”《卧底当代丐帮》。

  为 “探秘”辞去记者工作

  因家境贫寒,1987年,16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辍学了。辍学在家的我很不安分,想通过自学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经济的捉襟见肘,使我难以自学下去。1989年,我毅然背起书本和秤杆来到武汉,开始了打工生涯。

  来到武汉后,我先后卖过菜、当过厨工、摆过书摊、开过餐厅、踩过“麻木”。在不分白天黑夜的踩“麻木”中,我又不安分起来。我琢磨着:“麻木”毕竟是一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不可能长期存在于社会上,即使政府允许“麻木”长期存在,自己年老了,踩不动“麻木”又怎样生活?再说,我是外来人口,“麻木”上不了牌照,交警经常没收无证“麻木”,万一自己不能幸免怎么办?对,我读书时不是有当诗人和作家的梦想,辍学后参加诗歌函授两年,并发表过诗作吗?何不将以前的兴趣培养起来,说不定能为我今后的人生道路起铺垫作用呢! 

  说写就写,我每天买来很多报纸,一字不漏地看完,然后研究它们需要什么样文章。我发现副刊上的文章和发生在街头巷尾的新闻很好写,都是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于是我坐在“麻木”上依样画葫芦,打好草稿,晚上回家后一笔一画抄写在稿纸上,第二天投给报社。

  不断地勤看勤写,文章经常在《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报纸上发表,特别是看到汇款单源源不断地寄往家里,我的写作劲头就越发大了。后来,“麻木”师傅们不喊我的名字了,见面就称呼我为“‘麻木’记者”,他们一有新闻线索,就积极提供给我。

  1998年初秋,一家杂志社招聘编辑,我前往笔试、面试、试用三个月,一路过关闯隘,还真的被正式聘用了。后来,我又通过应聘,到了《人才信息周刊》做记者。做记者时,我为打工者讨工资、找工作,帮下岗职工解答疑问,为癌症患者鼓与呼,并用手中的笔关注社会、惩恶扬善、热心助人、不计名利,记者的工作让我有一种成就感。

  然而许多人没想到的是,2002年10月,我竟会辞去许多人羡慕的做了4年多的记者工作,扮作乞丐,走进他们的生活。

  这段“乞丐生涯”的开始,缘于一个人,他就是从《楚天都市报》辞职的占才强。同行的原因使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并由于志趣相投的缘故而逐渐成为至交。2002年10月,占才强做出了一件令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辞去公职扮作乞丐去体验流浪的生活。长期的交往使我知道,他是那种很敬业、富有激情却又不失理性的人,他的选择应该有他的道理,但他的行为还是令我震惊不已,要知道,为了一种纯粹的体验而丢掉饭碗,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10月下旬的一天,当我在街头看到占才强时,他已然变了一副模样,他和一群乞丐混得烂熟,样子也与他们没有太大分别。我聆听占才强给我讲述他所接触的乞丐的故事,许多故事令我震惊。记者的职业冲动和敏感使我觉得,乞丐的世界太不简单且大有文章可做。

  我决定加入占才强的行列,和他一起探求这个另类世界的秘密。最初,在工作之余,我背着采访包、拿着相机和街头所碰到的流浪汉及乞丐们接触,但身份的原因使得他们大多对我置之不理,甚至避而远之,要想和他们真正靠近,获得所需的采访资料极其艰难。这时我才明了占才强为什么一定要扮作乞丐的缘由了。他们是一个极敏感的群体,除了同类,他们是不会轻易向他人透露属于他们的秘密的。特别是记者,在他们眼里,和公安人员、城管人员一样都是会令他们产生畏惧的。

  同时,报社的本职工作也使我不能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体验。我不可能拿出一大段完整的时间从容不迫地走进乞丐的世界,写作也只能是断断续续的。最终,体验的激情战胜了理智,2002年10月29日,我也向报社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乞丐世界的探访中来。

  10月底到12月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占才强兵分两路,在偌大武汉的不同城区寻找不同类别的乞丐个人或群体。我和占才强每天保持通一次电话,交流探访的内容和成果。这期间,武汉摄影圈内比较有名的“拼命三郎”李宇新也加入到我们中间,他扛着相机四处游走,用镜头配合我们的文字记录下乞丐世界每一个的真实细节。

  打进“磕头帮”的老巢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我向人借了一套烂衣裳,一副乞丐打扮,在江汉路一带转悠。佳丽广场旁的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乞丐引起了我的注意,引人注目的还有躺在他身旁的一个约摸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缩在一床铺开的被子上,几分钟便会发出一次咳嗽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不像是一种病理性的,很像是故意装出来的。这让我产生了几分怀疑。

  我叫住磕头男子,在我连续问了三次是哪里人后,他的嘴唇才蠕动了一下,挤出了两个字:“河南!”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随即,我想拍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我掏出相机蹲在他们前方,刚要拍照,却被那男子瞥见了,他连忙和孩子爬起来逃之夭夭。我仔细看了一下,孩子的相貌与那磕头男子差别很大。那么,那男子不是孩子的爸爸,两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疑团撞击着我,我想弄个清楚。

  我继续在街头寻找。11月中旬的一天,我与一个20多岁的磕头男子交上了朋友。他带我在旅社安顿好房间,就去看他的几个老乡。在另一家旅社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中年男子说对我有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中年男子很伤感地讲,自己磕头乞讨是没有办法的事。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妹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妹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

  探访 “乞丐村”

  2002年11月下旬一个晚上,我流浪到汉口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岔口处的人行天桥上。桥上三个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的妇女,各怀抱一个小孩坐在台阶上乞讨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让我感到惊异!这三对母子显然是一伙的,她们分工明确,各路“人马”分守一侧天桥。这么多的母亲和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母子式”的乞讨者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群体?或者说是怎么聚合到一起的? 

  我向他们打听是从哪里来的?她们都不理不睬的。很显然,不可能从她们口里“挖”出东西来。接下来几天,我又在六渡桥天桥、武汉广场、中山公园、同济医院等处又看到装束打扮和那几个妇女小孩非常相像的乞讨者,一问都是“甘肃”的。这愈发让我惊讶:如果她们都是一个团伙,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12月中旬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跟踪三个10岁上下的乞丐到汉口火车站对面的贺家墩。我正准备跟着他们上一栋楼,却看见几个牵小孩的大人,朝这栋楼的方向走过来。夹在中间的一个妇女,正是上次在江汉路人行天桥上看到的那个女人,身旁的小孩也没有变。当时的我一阵“天助我也”的惊呼:这下,撞到她们的老窝里来了!

  我一楼一楼探访,挨个儿房间查看。在询问过的人中,除一家是做生意的外,其他全部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足有60人。这真令人惊讶!在四楼的一个房间,我看到了江汉路天桥上乞讨的那几个妇女,她们正在边吃饭边逗小孩子。很快,她们也认出我来了,红着脸、抱着小孩纷纷回避。

  探访到三楼时,见到一个叫朱俊东的安徽男人。我问这群“甘肃帮”在这里住多久了?朱俊东说,有的是才来的,有的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他5年前住在这儿时,这儿就已经有了甘肃的乞丐。他还说:“他们有些人买了手机,平时就用手机与家里通话联系。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可怜,他们比我们做生意的赚钱还多。白天,女的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的就在家做饭、喝酒,有时把地毯一铺,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不‘带彩’(指赌钱。作者注)的还不玩呢!”

  我问朱俊东,这个“甘肃帮”是不是有60多人?朱俊东“哈哈”一笑,说:“光这栋楼就住了60多人,整个贺家墩像这样租给乞丐住的楼还有好多家呢,据我估计,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有200多人。”

  为了证实朱俊东的猜测,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贺家墩一带寻访。在“甘肃帮”所住楼房的附近,我发现一些楼房大都和这栋“甘肃帮”楼房相似,住的几乎都是甘肃的流浪汉和乞丐。另一栋楼房的房东提供的数据,也基本上和朱俊东所说的一致。

  为了证实这群数量众多的甘肃乞丐帮是否来自他们所说的岷县,12月14日,我打了一连串的长途电话,分别打给甘肃省岷县小寨乡、中寨乡及其它镇的多个村委会。电话里村干部说,岷县的确有一家老小、成群结队地到城里去乞讨的事情。另外,村干部还谈到,岷县部分农村乞讨的历史悠久,10多年前就有人在外靠乞讨捞“收入”了。许多乞讨者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靠在城市讨的钱置备了家里的电器,还有人盖了楼房。至于出外乞讨者的数目,据有的村干部估计,整个岷县至少有1000多人。

  “遗像”背后的秘密

  2002年11月15日下午,太阳暖暖地照着。我在武昌傅家坡一带转悠时,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手捧遗像跪在地上。他的头上,缠一条白色的孝布,双手还捧一个遗像—— 一个中年男人的,一副披麻戴孝的装扮。他双膝跪在一张垫子上,身旁放着一个书包,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张写有自己“父亲被汽车撞死,母亲因伤心患了脑血栓,自己无钱上学”,期盼得到资助的白纸。

  令我生疑的是,这个叫万军的“学生”虽然低垂着头,但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始终游移不定,不停地偷偷观察路上的行人。尽管有诸多疑点,但他的长相,又与遗像上的人非常相似,这让我有些犯糊涂了,不能确定纸上的内容是否真实。

  当夜,我跟踪他到了他住的旅社。为了探个究竟,我也住了进去。因不知他住在哪一间房,只好找各种理由在旅社进进出出。但找了一个晚上,都没见到他的影儿。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早早起床在旅社门口溜达,还是没有看到万军出现。不过,这次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中年男人端着一碗热干面走进旅社,盯着他的面孔,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万军手里捧着的那个遗像上的人吗?他的五官和发型太有特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遗像上的人。

  “死”了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我为自己这次意外的发现激动得不能自持。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活着的人被做成遗像,在街头当作乞讨的道具。这世界虽然无奇不有,但竟有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就在我们的城市发生着。

  据旅社服务员讲,那男子姓王。我问服务员,他和万军做什么工作,住了多久,她说,听说是做业务,住了有20多天了,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她也不知道。

  我在旅社“守株待兔”,等候万军和王师傅的出现。不,不是万军,如果那位男子姓王的话,万军应该姓王。到了下午4时多,王师傅回来了,我上前给他打招呼,他很冷淡,只回应了一声,便走进了他的房间。过了几分钟,我敲开他的房间,递上一支烟,他勉强接了,并与他聊起来。我得知万军是他的侄子。我乘机问他:“您一个人带着侄子出来跑业务,侄子的父母放心吗?”

  王师傅淡淡说:“跟着我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我还会害自己的侄子?每个月都给他的爹妈寄1000多块钱,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万军的父亲还活着!这证明万军“父亲被汽车撞死”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我骇异了。先前我想,万军的父亲也许是真的离开了人间,他们叔侄二人联合起来骗人,没想到万军的父亲还健在。既然万军的父亲没有“被汽车撞死”,那么他“母亲因伤心患了脑血栓”也就顺理成章是子乌虚有的事情了。

  晚上7时多,一直守在旅社门口的我,终于见到了万军,他一身疲惫,低着头脚步沉重地走进旅社。走到门口时,慢慢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白皙的脸“刷”地一片绯红。他认出了我,随即迅速钻进房间,“啪”地关上了房门。我随即准备敲门进去,而王师傅和万军已清理好行李,那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我想找万军聊聊,可看到他们有些愤怒的表情,遂只好作罢。

  “怪书”究竟怪在哪里

  在40多天来的乞丐体验中,我和占才强、李宇新转遍武汉三镇,亲眼目睹了许多新型的假乞丐、职业乞丐,甚至是集团乞丐。我们感到,像假大学生乞丐、公交车讨钱歌手、磕头帮、披麻戴孝的假乞丐等职业乞丐,像收编流浪汉、租借残疾儿进行有组织乞讨的乞丐集团,这些都值得人们警惕和社会深思。在流浪的同时,我们将这些都记录成书,我们将书的名字确定为《卧底当代丐帮》。北京出版社知道了我们的经历和写作情况后,当即与我们联系,看了书稿,他们立即表示出版。

  在与众多流浪汉、乞丐们接触、交流的日子里,面对对方,一个问题总在困扰着我们:

  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写这本书,展示他们的悲喜苦乐、真假善丑不是最终的目的。体验时,他们中有一些人告诉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件适合的事做,他们是愿意结束流浪开始新生活的。他们中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想像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因此在这本书的前面和后面,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为这极少数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求职、征友、征婚。虽然只有很少很少的21个人,但哪怕能实现一两个人的“非分”梦想,我们也会觉得其价值、所带给我们的成就感远远高于这本书的出版。我们将这个想法跟出版社沟通时,出版社很赞同,因此,这本书就以书界前所未有的方式于4月中旬出版了。

  书出版后,许多媒体都以“怪书”称之,说我们的书有三怪:一是放着好好的记者工作不做,去做乞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二是书中的乞丐令人奇怪,他们有的月收入高达四五千元,不愿工作宁愿乞讨,有的是被租借来的,还有很多假乞丐、职业乞丐等;三怪是在书中为21个乞丐、流浪汉求职、征友、征婚。

  责任编辑:孙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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