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阅读次数:44 添加日期:2003-12-13 16:00:22
 
 

余秋雨的官司与批评的底线


  作者:林抉叠
  据南京《金陵晚报》12月9日报道,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发表声明:宣布自己进行了两年的法律维权行动正式结束。余秋雨认为,自己的初衷已经达到,他同时呼吁,希望能为文化批评立法。
  报道先回顾了余秋雨的两起轰动全国的文化批评官司。一起是2002年7月,余秋雨状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万元、经济损失6万元。该案焦点在于余秋雨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行踪。在法院的调解下,该案以古远清道歉告终。另一起是刚刚结束的余秋雨状告《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名誉侵权案,该案焦点在于余秋雨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时有没有收到一套豪华别墅,该案最后以“驳回上诉”告终。据《金陵晚报》报道:“余秋雨在声明中表示:‘看似败诉,实际上我达到了更重要的正面目的。因为法院正式裁定被告的言论是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余秋雨强调,自己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索赔,而是希望通过‘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例来推进我国的文化立法。”该报道在最后转述了一位律师的话,该律师“对余秋雨的呼吁表示支持,他认为名誉权官司如今不好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公众人物和社会批评限度的统一把握,简单说就是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底线不明。”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底线问题。再把这个问题和文化挂钩,就转变成对公众文化人物的批评底线,或者说,对文化人物的文化批评底线。
  毫无疑问,不论是批评还是文化批评,都需要一个底线。这个底线的界定,需要由法律来作出,也就是在现有成文法律框架内施展文化批评的拳脚。而在另一方面,文化批评和其他类型的批评地位一样,在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平等,适用的法律条文虽然因事件不同而异,但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恰如公众人物与平民百姓的地位一样——如果说,需要为文化批评立法,那么,其他各种类型的批评是否需要立法?
  过去,每个行当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则和形式、语言,姑且称之为“行规”——行规有陋规,也有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成规”。所谓底线,就是指不能突破的地方;而行规或者成规,是可以突破的,甚至于说,行规必须在不断的突破中获得修正与充实——二者是两个圈,法律是大圈,行规是小圈,批评者在中间施展拳脚。如果把两个圈合并为一,毫无疑问,文化批评者的手脚将被捆住。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编:李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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