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氓与情色之间

  我们生活中只有一种悲哀:眼见四周是无尽的渺小,我们却渴望伟大。

  □张立国

  一直喜欢看香港电影,而这种爱好来自于中学时代看港剧《霍元甲》、《上海滩》的体验,万人空巷的情景仅仅出现了这么一次。受其影响,后来又看了一段时期的香港录像带,大多数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制作的古装武侠。人物挺简单的,反面角色永远都是白胡子的老家伙,功夫不错,手脚也灵活,但最终被少年英雄抑或流氓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似乎印证了老人家的一句话:世界最终是属于年轻人的。正如香江后来出现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一样,青春当道,靓丽无敌。

  真正触动我的香港电影还是来到南方以后看的,一些影片诸如《英雄本色》(吴宇森作品、周润发主演),《喋血街头》(吴宇森作品、梁朝伟主演),《倩女幽魂》(王祖贤主演),《胭脂扣》(梅艳芳主演),《旺角卡门》(王家卫作品、刘德华主演)等,那种极端的暴力与精致的抒情让人心跳,让人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目睹一个个梦幻般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充满了暴力、情色、恐怖等欲望的展示,隐秘地传达出异化状态下的真实人生。这样的“爱与哀愁”又如何不打动禁欲中的少男少女?

  高大全式的人物不符合普通百姓的欣赏习惯,党的好干部更是让人厌烦。于是乎一些有着英雄形象的流氓闯入了我们的期待视野之中,小马哥、船头尺等平民流氓吸引了万千的目光,英雄不问出身,皇帝本来就是大流氓一个。近几年,东西方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冲突似乎也不遑多让。武侠之开风气者梁羽生与发扬光大者金庸皆出自香港,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譬如当时的香江还有一大盛事,就是当代新儒学在此正式开山立派,尔后蔚为大观,成为学界富有号召力的思想运动。

  文化上的差异化为影视上的不同时,香港电影表现的多是有人情味的流氓,行走在情色之间,化爱情为巫山云雨,正所谓有情有色。相反我们的电影则多是坚持原则、一脸正气的英雄,他们不为美色所动,漂亮的女特务对他们恨之入骨。英雄们与爱情相敬如宾,真正达到了孟老夫子的要求。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偶像始终会坍塌,坍塌之后的欲望大逃亡更让人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长久忍耐贫困与虚伪的,男女饮食,人之大欲也。

  遥想当年美国学生反战运动时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如今恍如梦寐。一个时代过去了,当年的盛况不可能重现。香港电影也常常有“做爱”的主题,但所表现的情色与政治性的要求不同,它更多蕴涵着人类古老的欲望,在情色的背后是不断的枪声与暴力。中西文化之不同也隐隐约约地从影片中透散出来,此床笫之欢非彼床笫之欢也。正如1968年巴黎学潮时一幅很引人注目的标语所写的那样:“我越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干革命。”原来革命并非与经济与政治要求相联系,而是来源于性的要求。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一句俗语似乎传达了流氓与情色之间的一种隐秘的暧昧关系。才子佳人式的古典故事只是旧文人一厢情愿的意淫而已,正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弥天大谎。种种信仰(或迷信)消散以后,我们只剩下对金钱与肉体的欲望而已,满足于感官的刺激,徘徊于“下半身”的祭台之上,心灵渐渐荒芜,美成为不可能的幻梦。世俗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也难怪西方思想家会说:消费主义比专制主义更具有毁灭性。

  将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与日本电视剧集《东京爱情故事》掺杂在一起,仿佛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已经出版,但其真正流行开来却是近几年的事。那种虚伪的纯情忽然之间吸引了无数的少男少女,成为小资必读书目,其走红之程度让许多大作家目瞪口呆。看来村上春树深深懂得“情色”的魅力,他后来的小说基本上是这一主题的重复而已。可能,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情色”开始泛滥的季节。在这样的季节里,惟“情色”才能无敌于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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