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的背影

  □秦 俑

  几十年前,黑泽明与大卫·科波拉一起拍摄《珍珠港》,他们的合作刚刚开始就宣告失败了。大卫·科波拉是好莱坞科技加票房路线的典型代表,他当时刚因《星球大战》一片的极度走红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没有人知道好莱坞出于什么目的延请黑泽明,他与科波拉完全是两码事。也许是因为找个日本人导演,能成为《珍珠港》一片的卖点吧。这个计划的流产,据说是因为好莱坞对黑泽明十分苛刻,他们给了他一份极端繁琐的合约,具体到用多少时间拍多少个镜头,甚至还规定他一天之内只能喝多少威士忌。大师忍无可忍,拂袖而去。有评论者戏言:对于一个真正的电影艺术家来说,被好莱坞接受的惟一办法,就是失手拍出一部烂片,就像李安拍《卧虎藏龙》一样。黑泽明与好莱坞是注定不能走到一起的,不管他们提供怎样的合约,最终都得失败。

  好莱坞与黑泽明之间的差别,就像西部牛仔和日本武士一样。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他们有时也会对他的某些细节感兴趣,甚至极端推崇,承认他是个大师,但是距离他的精神实质依然还有十万八千里。伊斯特伍德对黑泽明简直入了迷,尤其喜欢黑泽明那些武士近乎不可理喻的神秘风度。武士都是些孤独的人,独来独往,独断独行,从不理会俗事,更加没有感情生活。极端的冷漠、硬瘦、酷,要把观众席上的女士们彻底征服了。伊斯特伍德导演的西部片《For a few more dollars》,直接模仿《七武士》里的人物、细节、场面,甚至就连台词,都照搬不误。黑泽明的武士在杀人之后,对旁边的人说:“准备两副棺材,不,三副。”伊斯特伍德的牛仔用了更加夸张的冷漠语调,说:“三副,不,四副。”对于伊斯特伍德来说,武士的“酷”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神秘风度,是有市场价值的时尚。他哪里知道,在黑泽明那里,这种“酷”跟风度无关,其实是与武士道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精神,扮也扮不来。

  黑泽明之于电影,的确就像他自己塑造的武士一样,有殉道者的执著,甚至带点儿疯狂的意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和斯皮尔伯格,和科波拉,也和伊斯特伍德不同。在好莱坞的这些大人物看来,电影最多只是一种生命中的价值,而对黑泽明来说,电影就是生命本身。黑泽明曾经躲在卫生间里割腕自杀,原因就在于不能拍电影导致精神崩溃。自杀事件之后,他到了前苏联,只有在那种特殊的体制下,利用一个多余的、几乎空置的制片厂,他才能继续拍电影。无法想像,假如这次依然失败,黑泽明还能活下去吗?也许就是这个问题让好莱坞动了恻隐之心吧,他在苏联拍的《德拉乌苏拉》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实,这部以探险为题材的影片依然是黑泽明式的冗长、缓慢、枯燥;由于刚经历了自杀,还充满了关于人生意义的说教,可以说与好莱坞的口味完全背道而驰。他们让他得奖,是有意给他一条生路。事实上,自那以后,开始有大笔来自西方的投资找上门来了。精明的投资人终于发现,哪怕是再先锋的艺术,经过合适的包装之后,也会得到市场的青睐。就这样,资本和电影躺在一张床上,做着各自不同的梦。黑泽明拍出了《影子武士》、《乱》等一系列巨作,充足的投资,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对电影的疯狂。 

  有人劝黑泽明写自传,他自言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建议。因为,完全可以想像他的自传将会是何等的枯燥,除了电影,什么内容都不会有:“我,减去电影,等于零。”哪怕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只有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候,才能专心拍他自己想拍的电影。摄于1990的《黑泽明的梦》和1993的《袅袅夕阳情》,取材于孩子们的幻想和游戏,向人们标示着电影艺术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我每次观看它们,特别是成为了遗作的《袅袅夕阳情》时,都会油然升起一种特殊的感动和敬意。影片的画面极端的清澈、透明,像是清晨里用露珠洗过一遍的世界一样。但是清晨的世界是暗淡的,而黑泽明的画面却又极其明亮,调子很高。这样的画面只能存在于电影里,或者在梦幻中,自然世界是不会有的。

  其实,黑泽明的传记也并非真的没有一点有趣的内容,比如他对威士忌的热衷,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为此,日本商人特意请他自导自演拍了一个威士忌广告。那是我看过的最美的广告,空廓澄明的富士山,画外音是布谷鸟的鸣叫,一声接一声。其实一切都很平常,但在黑泽明的手里,却总透出旁人无可企及的内涵。在一部有关黑泽明生平的电视片的最后,有一个女人朝黑泽明的墓碑浇水。她说:“希望先生会觉得凉快些,不过,他也许宁可要些威士忌。”

  无论就电影人个性的充分实现,还是就电影美学的完美实践来说,黑泽明,尤其是他晚年的电影,都是无法超越的。“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后来者除了顶礼膜拜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二十一世纪的电影观众最大的悲哀,或者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好莱坞模式无所不在的情形下,他们将会无数次地遭遇斯皮尔伯格这样的特技大师和票房大师,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煽情高手,真正的电影艺术却难得一见。而对于黑泽明,人们最多只能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充满无奈,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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